「我很驚訝他們接納了我」——一位打入超現實主義藝術圈子的女性藝術家

1924年的某一天，當艾琳·阿加爾後退一步審視自己的畫作時，不慎撞上一面全身鏡，令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她憶述︰「我馬上想到自己的運氣真差，但後來意識到我打破的只是自己舊有的形象，而我可以塑造一個更自由和更富想像力的全新形象，從而驅走這種厄運。我感到自己忽然來到了……真正虛幻的藝術世界。」

阿加爾漂亮直率，創意過人，她曾參與1936年舉辦的著名倫敦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因而經常被形容為女性超現實派藝術家。然而，她對這場運動的看法頗為予盾，表示︰「我不認同超現實主義的無意識主張。畫作並非無意識的，你必須思考。」

不過，她很自豪能成為當中的一份子，並明言：「我很驚訝他們接納了我，因為他們一直都只把女性視為靈感繆斯。」阿加爾將自己認識的男性作為創作題材，以回應超現實派對女性的輕視。即使巴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也無法倖免，在阿加爾於1939年創作的奪目半立體主義肖像《構建的繆斯》中，畢加索便成為她溫和嘲弄的對象。

阿加爾的畫作將於2月23日至3月9日舉行的「First Open｜戰後及當代藝術網上拍賣」，以及3月2日的戰後及當代藝術日間拍賣推出，作品於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完成，反映阿加爾是一位充滿活力、眼光獨到的色彩主義畫家。

佳士得專家Isabel Millar表示︰「她是一位作風獨立的女性，儘管當時女性藝術家要成功並不容易。」

阿加爾於1899年生於阿根廷，父親為蘇格蘭商人，母親則是餅乾生意的繼承人。她以尊貴僑民的身份在美麗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生活，經常參與海灘派對、欣賞歌劇和觀賞馬球賽事。她與家人最終於1911年返回英國，定居倫敦貝爾格萊維亞，她亦曾入讀當地多間藝術學院，包括斯萊德美術學院。

從阿加爾的照片可見，她是一位美麗而堅定的年輕女子，其中一幅照片捕捉了她於1937年在法國穆然郊區的屋頂上半裸跳舞的情景，照片中的她美麗而率性，展示自由女性藝術家的面貌。她的丈夫約瑟·巴德(Joseph Bard)曾說︰「阿加爾有一種特殊的傾向，會嘗試做一些不可能的事，例如站在吊床上交歡。」

她的獨立與執著，在父母停止接濟她時變得尤其重要。她後來寫道︰「我感到非常不安，想做一些我認為更有價值的事，而不是過著結婚生子的普通生活，反正孩子很可能會在下一場戰爭中被屠殺。」於是，她搬到切爾西的一房公寓中，全心投入藝術創作。

阿加爾曾與斯萊德美術學院的同窗羅賓·巴列特( Robin Bartlett)有過一段短暫而無法磨合的婚姻，之後改嫁予匈牙利作家巴德，並移居巴黎。後來建築師兼設計師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推薦她跟隨捷克立體派藝術家弗朗齊歇克·福爾廷(František Foltyn)學習。

阿加爾開始嘗試抽象風格，創作出由重疊圖案和色塊組成的畫作，並融入雀鳥、動物和拼貼形態。

1931年法西斯主義抬頭之際，她構想出「子宮魔法」的概念，亦即屬於女性的幻想方式，旨在對抗充滿男性意識的「瘋狂可笑軍事主義」。這種不可思議的創新意念，以及她對潛意識和榮格心理分析的興趣，均對其畢生的作品影響深遠。

這種偶然和發現的元素，例如一片可能展現女性身體輪廓的葉子，又或一塊看似史前怪物的石頭，與她極為熱衷的抽象主義背道而馳。她曾說過所有人都用兩隻腳走路，「對我來說，一隻腳是抽象的，另一隻腳則是超現實的」。

佳士得專家 Stephanie Garcia認為：「阿加爾的作品非常獨特，因而無法被歸類至任何特定的藝術運動。」

在一篇名為《Am I a Surrealist?》的文章中，阿加爾曾提及她在創作時平衡抽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示了隱藏於人生捉迷藏背後的東西，既有笑聲、玩樂，也有堅毅不屈的精神」。

阿加爾於戰後繼續創作和參與展覽，但依然是最被忽略的英國超現實主義藝術家。Stephanie Garcia認為，以她於1971年創作的《歐羅巴回歸》（上圖）為例，此作為「阿加爾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她於1999年在蘇格蘭國立現代藝術美術館舉行展覽前，表示這是她個人最喜愛的作品。畫作熱情洋溢，而且大膽破格，色彩明亮。」

於1991年離世前，阿加爾依然不斷創新，探索新的媒介，但卻無意推銷自己。她於1990年得知自己獲選為英國最傑出藝術家時的幽默回應，亦充分展示了她的個性。她當時表示︰「我總是常常取笑皇家藝術學院，因為它從沒有超現實派藝術家。」

Isabel Millar表示，正因如此，阿加爾的畫作價錢非常相宜，但可能日後將會有變。去年於倫敦白教堂美術館舉行的精彩回顧展，清楚展示了阿加爾的獨到慧眼。專家表示︰「那場展覽的確令人大感意外，大家看到一位領先時代、透過創作取悅自己的女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