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 2001
2001
A VERY RARE JIZHOU MEIPING
日本鑑藏的中國陶瓷 蘇玫瑰 — 亞洲藝術部資深學術顧問 香港佳士得今季很榮幸能呈獻益清閣珍藏專拍（二），這個日本收藏包羅中國宋至清代陶瓷精品，2011年6月首次推出珍藏專拍，成績斐然。日本鑑藏中國陶瓷由來已久，以下將簡述一千二百年以來的相關收藏史。 早於唐代時日本已見收藏中國陶瓷及工藝品。奈良東大寺正倉院宮內廳珍藏的豐富中國文物，可為見證。該皇家庫藏成立於聖武天皇（在位於724-749年）駕崩後的756年，收藏了唐代以來中國陶瓷等豐富文物。其中逾600項為光明皇后（701-760年）歷時五年陸續敬奉東大寺大佛，以紀念亡夫。749年聖武天皇退位出家為僧，皇后亦步其後塵，長伴青燈。聖武天皇在位時曾下令建造16米高的東大寺毘盧遮那佛像，至751年才完工，成為當時世界上體積最大的青銅毘盧遮那佛像。 正倉院宮內廳保存的中國唐三彩器，於日本奈良時代（710-794年）視為瑰寶，並在奈良及京都其他48處也有收藏，很多源自當地寺院。日本學者楢崎彰一認為這些唐三彩器並非商品，而是唐代時日本僧人到訪中國佛寺後帶回本國的，1相信大部份為佛壇供器。至於日本陶匠仿燒唐三彩亦以佛具居多，例如正倉院宮內廳收藏的「奈良唐三彩」其中二件特別以墨書註明為禮器。雖然很多「奈良唐三彩」造型並非源自中國，但日本陶匠仍仿造不少中國器形，例如三足盤就盛行於猿投窰彩陶及草木灰釉陶器。之後的日本陶窰明顯最受越窰影響，唐代高溫陶瓷特別流行於日本，尤其是浙江越窰青瓷、北方白瓷、湖南長沙窰硬陶，其中越窰的影響最深遠，肯定啟蒙了猿投窰氧化氣氛窰燒的技術，生產出淺綠草木灰釉，十世紀時並結合線刻紋飾。該窰為求造出近似越窰青瓷的獨特釉色，最名貴的製品均塗上鉛綠釉，經二次窰燒而成。 中國北宋及金代的上等陶瓷，尤其是定窰白瓷、耀州青瓷、磁州窰硬陶，日本均有收藏。至南宋時期日本收藏家重新熱衷中國藝術，西田宏子教授著作中提及鎌倉時代（1185-1392年）： 「……當時佛寺、幕府禮儀、陳設及茶道用裝飾品均來自中國。」2 這些稱為唐物的物品，從鎌倉市沿海出土大量宋元青釉瓷片可見當時相當流行。除鎌倉市發現的殘片以外，全國多處遺址亦見黑釉盞、青白瓷、龍泉青瓷。福井縣的一乘谷、廣島的草户千軒、京都多處、博多港均出土大量宋元陶瓷殘片。3 日本一些主要寺院仍收藏著宋代以來一直保存的中國陶瓷。 元代時，日本對中國陶瓷更熱切殷求。當時日本入口的中國青瓷及其他陶瓷質量之高，可於傳世的豐富文物上得見。唐物至元代持續風行，關東幕府北條氏支系的金澤貞顯（卒於1333年）在一信中曾提到：「中國船抵達了，大批唐物卸下。」他給兒子的另一信中說道：「看來京都流行唐物，希望你返回關東時順便帶來一些。」4因此金澤貞顯墓出土了一件用作骨灰罈的龍泉青瓷蓋罐，墓園所在地稱名寺仍收藏兩件中國青瓷大瓶、一件貼花青瓷大爐。 鎌倉的円覺寺、建長寺等大寺自鎌倉時代及室町時代（1333-1573年）起一直沿用青瓷瓶。5仏日庵著名的1363年院藏清單中，包括約100項中國物品，除青瓷花瓶外，還有中國青瓷爐及茶盞、黑釉器、青白瓷，為北條時宗（1251-1284年）捐贈円覺寺分院的一組物品。 西田教授並研究出1351年繪製的一組手卷《慕歸繪詞》畫著中國陶瓷，該畫作現收藏於東京博物館。其中第五卷描述覺如（1270-1351年）埋首編撰詩集，旁邊廚房正以中國青瓷、白瓷、黑釉器預備他的餐食。 十四世紀初鎌倉流行茶道，並由京都引入特別茶種品嚐。茶道器具已甚具規模，為每種器具置定名目，並對某些陶瓷有所偏愛。當時最珍貴的茶盞是中國黑釉器，尤其是福建建窰出品的天目盌，這盌因浙江天目山而得名，至今在日本仍視為珍寶。建窰所在地宋代以前起已盛產茶葉，事實上該地出產的茶葉早進貢朝廷多時。浙江及福建的佛寺成為日本僧侶的朝聖之地，亦是他們接觸美麗黑釉盞的地方，他們將這些陶盌帶回本國，奠定了日本逾八百年鑑藏黑釉盞的基礎。日本鑑藏家除鍾愛建窰的黑釉器外，還有最富創新裝飾手法的吉州窰器，以及中國北方著名的黑定器。高麗新安海岸所發現的一艘中國貨船殘骸，於1323年離開寧波港往日本途中沉沒，沉船文物為十四世紀初中國迎合日本市場燒製陶瓷提供了大量資料。6部份貨物帶有京都東福寺標籤，很明顯是該寺訂購的物品。二萬件貨物中包括青瓷、白瓷、黑褐釉器。其中欠缺青花瓷，可能當時這款產品並不多，抑或尚未符合日本人的美學要求。 元代時一種特別的龍泉青瓷誕生了，應算最早針對日本人品味而製，西方傳統上稱為飛青磁，其特色是青釉表面佈滿鐵斑點。亞洲其他地方發現的飛青磁只屬次級，不及日本傳世品的線條優雅及青釉潤澤，再結合特色的褐鐵斑，造成日本鑑藏家最珍賞的青瓷。明代初期中國對日本除國與國之間的贈予之外，一律禁止民間通商，但仍有中國陶瓷、絲綢、棉花等外銷日本。至十六世紀中葉，景德鎮出產的一批錦地描金瓷器因暢銷日本，至今西方仍沿用日本名稱「金襴手」，其特色是在高溫釉或琺瑯釉面描金卷草紋，最常見的單色底釉包括紅、綠、藍，以及一些瓷器的紅地飾五彩或青花五彩描金卷草紋。其金彩部份為金箔熔入釉面而成，因此十分脆弱，須小心處理，現今的日本收藏仍有相當數量的金襴手器。 明代下半葉景德鎮陶匠深明中國瓷器暢銷日本的優勢，中國陶瓷在日本的售價是廣州所得的二至三倍。1608年景德鎮御窰場關閉後，陶匠為另覓生計很自然就依賴日本巿場，至1570年代長崎及馬尼拉成為了中國與西方及亞洲貿易的中心。William Atwell著論：「很短時間內中國絲綢已出現於京都及利馬街上時裝，棉花則遠銷菲律賓及墨西哥市場，中國瓷器從大阪縣土加界至倫敦的家居擺設均可見到。7中國因經營這些商品及其他奢侈品賺了不少日本銀元。1608年景德鎮御窰場關閉，當地陶匠須另找贊助人或開拓現成的民間市場。日本既為中國瓷器的重要市場，中國陶匠開始燒造迎合日本鑑藏家口味的瓷器款式。十七世紀時產生了西方稱為「古染付」、「祥瑞」兩種日本式青花瓷。古染付泛指天啟器，「祥瑞」則源自一批崇禎瓷器上頗具爭議的款識。「古染付」的外形較樸拙，但深獲一些日本茶道大師欣賞。「祥瑞」瓷器則較講究精工細繪，形狀採用外來款式。1630年代連陶瓷買賣在內的中日貿易大增，經澳門葡萄牙貨船賺入的銀元亦有增長。1639年長崎禁止葡萄牙人登陸，嚴重影響了中日貿易，進入日本的中國陶瓷亦銳減。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期，日本文人之間崇尚中國文化之風氣再起，這與當時流行喝煎茶有關，伴隨而來的是對古董的鑑藏。也因此，奥田頴川（1753-1811年）、青木木米（1767-1833年）等文人陶藝家開始從中國十七及十八世紀的古器物中汲取靈感。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日本收藏界對中國陶瓷的鑑賞又再興起，橫濱的著名陶藝家宮川香山（1842-1916年）等實驗式工作坊致力古法燒造中國古陶瓷。 二十世紀初出現了一群舉足輕重的日本古董商，更推動該國鑑藏中國陶瓷的風氣。1905年4月年僅二十二歲的繭山松太郎（1882-1935年）到訪北京，並經營古董買賣。他留京期間努力學習中國藝術，自此對龍泉青瓷情有獨鍾，並作深入研究。1916年他返回日本，其公司繼續買賣中國陶瓷，1935年他將繭山龍泉堂交給兒子繭山順吉（1913-1999年）打理，位於東京銀座的最早店鋪買賣最多的就是中國陶瓷，其後遷業到京橋，1923年再搬往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帝國酒店。繭山家對中國陶瓷的持久興趣，可見於1976年繭山龍泉堂出版一套二冊的《龍泉集芳》，以及1988年出版的繭山順吉傳記。8 1911至1945年間，就算是戰火燎天的歲月，日本古董商連同英、德、法的同行，仍活躍於北京著名的文物商店區琉璃廠。另一日本著名的中國古董商山中定次郎（1866-1936年）在北京為旗下公司山中商會設址，1894年於紐約開店，主要銷售日本藝術，1899年再相繼於波士頓、大西洋城開設分店。至二十世紀初，該公司所銷售的中國藝術品已超越日本藝術品。1912年山中商會更擔任清朝恭親王珍藏藝術品的獨家代理，1917年在北京開業，9由能幹的高田又四郎擔任經理，他以擅長識別精品見稱。10據說1921年以後山中定次郎每年均於春秋二季到訪北京。11山中商會在北京採購的中國陶瓷隨後在大阪、紐約、倫敦出售，加上日本的古董商亦為顧客搜羅中國陶瓷，歷年所得在本國建立起豐厚的藏品。 今天日本博物館的收藏反映出該國持久的中國陶瓷熱。不少博物館藏品包羅了顯赫家族世代相傳的珍寶，並多與茶道相關。例如1935年建立的德川美術館藏品，因德川義親（1886-1976）年）的捐贈而建成，相繼來自德川家族的首位幕府將軍德川家康（1543-1616年）、其子德川義直（1601-1650年），以及家族世代的收藏。另一例子為細川護立成立的東京永青文庫美術館，他是日本九州熊本藩主的後代，1950年成為第十六代家主。永青文庫美術館歷年收藏了豐富的文獻及藝術品。 至於日本博物館收藏的個人珍藏系列，均源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購藏的中國陶瓷，亦表現出日本收藏家對中國陶瓷的永恆之愛。例如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的藏品由岩崎彌之助（1851-1908年）建立，其子岩崎小彌太（1879-1945年）再行擴充。父子二人為三菱集團的第二及第四任會長。靜嘉堂為岩崎彌之助的齋名，1940年創立基金會，並開設靜嘉堂文庫。文庫收藏了岩崎小彌太個人收藏的八萬冊日本書及十二萬中國書。他一直希望成立一間美術館，但延至他逝世數年後才建成。岩崎彌之助收藏廣泛，包括日本及中國藝術品，計有刀劍、茶道用具、中日繪畫、書法、陶器、漆器、紙筆、木雕。之後經岩崎小彌太增加藏品，他尤其鍾情中國陶瓷，曾大量而系統化收藏漢至清代的精品。該館現時收藏了逾6500件作品。 根津美術館是依據根津嘉一郎（1860-1940年）遺囑而建立的，他本人是工業家，亦是東武鐵路的會長。他立志成立基金去保存個人收藏，根津美術館終於1941年在他豐橋的住宅開幕。該館建於傳統的日式花園內，並附設幾間茶室，反映了根津嘉一郎熱愛茶道，亦體現在他的藏品中。該館收藏的茶具均為來自日本、中國、朝鮮的精品，除收藏重要的日本藝術品，還有中國古代青銅器、宋元繪畫、陶瓷等。近年該館並得私人收藏家捐贈，目前藏品逾7400件。 安宅コレクション為另一個日本著名的中國陶瓷收藏，現存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由安宅英一（1901-1994年）所藏逾1000件東亞陶瓷組成。安宅英一出生於富有的商人家族，他出任安宅公司董事局會長兼顧問。安宅收藏由他開始，並持續拓展增加。他憑藉過人的鑑賞力，搜羅唐至清各代陶瓷、高麗及朝鮮時代陶瓷。自安宅公司解散後，日本住友公司將安宅藏品悉數捐贈大阪市。該市遂成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成為舉世知名的收藏。 前述的日本傳世重要收藏，均見證了該國鑑藏中國陶瓷一千二百年的悠長歷史。 1 楢崎彰一：「日本出土的唐三彩」，載於《中原文物》，1999年3期，52頁。 2 Hiroko Nishida,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rt Objects in 15th-16th Century Japan, and their Legacy’, Collecting Chinese Art: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 S. Pierson (ed.).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 20,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London, 2000, p. 10. 3 Hiroko Nishida，同前書。 4 Hiroko Nishida，同前書。 5 Hiroko Nishida，同前書。 6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Relics Salvaged from the Seabed off Sinan, Seoul, Korea, 1985. 7 William Atwell in Frederick W. Mote & Denis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87. 8 繭山順吉：《美術商のよろこび》，東京，1988年。 9 朽木ゆり子：《ハウス オブ ヤマナカ、東洋の至宝を 米に売った美術商》東京：新潮社，2011年。 10 Di Yin Lu, Collecting China: Buying a Civ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Art Market, 1911-1945, CAPI Conference, n.d.,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entre for Asia-Pacific Initiatives, p. 4. 11 Di Yin Lu，同前書，5頁。
南宋 吉州窰仿剔犀四葉開光如意雲紋梅瓶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細節
瓶唇口，短頸，豐肩，腹下漸歛，內凹足。外壁黑地褐釉紋飾，自肩至腹部飾二個四葉形開光，各由相連如意雲紋組成，開光外間以渦旋紋。頸部飾回紋，口沿點聯珠紋。

此器表現吉州窰首創的褐釉裝飾手法，為入窰前在釉面繪淺色圖案，經窰燒後稍有流釉，圖案因此出現模糊的輪廓。這種裝飾仿效當時的剔漆工藝，產生悅目的釉面裝飾。江西省博物館藏一件吉州窰仿剔犀花卉紋梅瓶，載於1986年上海出版《中國陶瓷全集》，圖版66號。美國聖路易市博物館收藏另一件同様手法的梅花紋梅瓶，載於1976年倫敦出版M. Medley著《The Chinese Potter》，圖122。

一對吉州窰仿剔犀如意雲紋玉壺春瓶，2006年3月29日於紐約佳士得拍賣，拍品403號。

榮譽呈獻

Nick Wilson
Nick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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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lden opalescent quality of the design contrasts very effectively with the dense, dark brown glaze beneath. This was an interesting technique used at the Jizhou kilns to paint pale designs on top of the unfired glaze. When the piece was fired, and the glaze flowed slightly, the designs were rendered in softer focus, and the patterns, which were often akin to those seen on carved lacquers of the period, provided a pleasing richness of surface decoration.

A meiping decorated with star-shaped flowers in the Jiangxi Provincial Museum is illustrated in Zhongguo Taoci Quanji, vol. 15, Shanghai, 1986, pl. 66. A meiping in the St. Louis Art Museum illustrated by M.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London, 1976, fig. 122, is decorated with a design of scattered prunus blossoms. Also compare to the pair of Jizhou pear-shaped vases decorated in this technique, but with a tixi-style design,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29 March 2006, lot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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