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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歐洲鑑藏名家坎普舊藏
清雍正御製仿哥釉紙槌瓶
蘇玫瑰
獨立學者暨故宮陶瓷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在歐洲收藏中國藝術的全盛時期，卡爾‧坎普 (Carl Kempe，1884至1967年) 乃是鑑藏界巨擘，此瓶即出自其舊藏。坎普對唐宋時期的單色釉器物和以此為師的後世陶瓷情有獨鍾，而本季呈獻的紙槌瓶正屬於後者。坎普生於斯德哥爾摩，並在當地就學，其後赴烏普薩拉大學深造。他於1906年畢業，旋即加盟家族企業默與奇當姆斯喬公司 (Mo och Domsjö AB)，並於1917年接替父親出任常務董事。他銳意投資研發項目，使公司躍居瑞典現代紙漿與造紙業的翹楚。坎普除了熱心公益，本身亦是運動健將，曾與搭檔Gunnar Setterwall贏得1912年斯德哥爾摩夏季奧運會的室內網球雙打銀牌。
坎普曾於1953年提道：「…… 約三十年前，我對中國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 「這門藝術如斯純粹，然其變化和造型之多卻讓人浮想聯翩，觀賞之際，我心中頓生高山仰止之嘆。」(摘錄自1953年在斯德哥爾摩發表的紀侖華 (Professor Bo Gyllensvärd) 著作《卡爾‧坎普珍藏中國金銀器圖錄 (Chinese Gold & Silver in the Carl Kempe Collection: A Catalogue by Bo Gyllensvärd)》序言。由此看來，坎普早於1920年代已對中國藝術萌生興趣，最初吸引他的雖是五彩清瓷，但自1930年代起，他迷上了中國白釉陶瓷 (尤以唐宋作品為然) 與青瓷，開片器物亦在此列。
1930至1931年期間，他以個人身份加入瑞典土木工程師柯貝克 (Orvar Karlbeck，1879至1967年) 創辦的柯氏財團 (Karlbeck Syndicate)，該機構旨在集資購藏中國藝術品，成員涵蓋歐洲 (以瑞典和英國為主) 各大博物館及私人藏家。以1930至1931年的財團成員而言，除坎普之外，尚有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哥特堡的勒斯卡設計與應用藝術博物館，以及斯德哥爾摩的霍氏珍藏 (Hallwyl Collection)。1935-6年期間，坎普與夫人聯袂訪華，據說此行合共購入中國藝術品約250件，成為日後其珍藏的中流砥柱。
瑞典收藏界以古斯塔夫王儲 (HRH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生卒年為1882 至1973年，1950年登基為古斯塔夫六世) 為表率，他對各大博物館不吝贊助和捐贈，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便是受惠機構之一。1935至1936年期間，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曾舉行「中國藝術國際展覽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王儲應邀出任榮譽委員會成員。坎普當年很可能因王儲之故，向中國藝術展覽會借出十二件藏品，這些作品泰半為白釉陶瓷，但也有一例宋代銀鍍金器物。
知名瑞士學者紀侖華教授 (1916至2004年) 既是坎普的鑑藏顧問，更為其珍藏編撰了兩本重量級圖錄，即《卡爾‧坎普珍藏中國金銀器圖錄》(斯德哥爾摩：1953)，以及《卡爾‧坎普珍藏中國陶瓷》(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arl Kempe Collection) (斯德哥爾摩：1964)。1955至1973年期間，紀侖華亦擔任古斯塔夫六世的中國藝術鑑藏顧問。1912年，坎普購入位於埃高松 (斯德哥爾摩以北約四十英哩處) 的一座皇宮舊址，並在底層增闢藏書室，以便展示其中國藝術珍藏。在此，他款待來自五湖四海的學者與藏家，一同觀摩探討自己庋藏的奇珍異寶。坎普於1967年辭世後，其藏品在埃高松繼續展出近三十年，直至1997年，他的陶瓷和金銀器珍藏始遷至烏爾里瑟藝術及東亞博物館。時隔大約十載，該批珍藏終於公開拍賣。可以斷言的是，這批稀世奇珍件件來歷不凡，無一不體現了一代鑑藏大家的胸襟學識和審美意趣。
坎普對師法宋代官哥二窯的清代開片瓷似乎青睞有加。在紀教授1964年的著作《卡爾‧坎普珍藏中國陶瓷》中，斷代為清代紋片青瓷者共36例，評鑑為雍正製品的僅14例，至於代表官窯御製的署雍正青花篆書款者，據載僅三例 (包括本拍品)。海內外各大珍藏的傳世品中，像本拍品般飾仿宋紋片、大小相若且署雍正青花六字篆書款的紙槌瓶少之又少。這一款造型，在備受推崇的傳世宋代陶瓷中也有數例。其中有幾件珍品汝窯器，一例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宋汝窯瓶，圖見《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台北：2003) 頁106編號II-16B。另一近似例是大維德爵士珍藏的北宋定窯白釉紙槌瓶，圖見《Song Ceramics – Objects of Admiration》(倫敦：2003) 頁20-1編號1；台北故宮1989年《宋官窰特展》圖錄頁66編號24亦載錄了一件形若紙槌的官窯瓶，惟其器頸較短，略帶唇口，斷代為南宋器物。
宋代釉色之美冠絕古今，早於公元十五世紀，御窯已有仿燒之作，時至清代康雍乾盛世，宮廷慕古之風更是空前熾熱；故此，朝廷要求景德鎮御窯在瓷胎 (起初所用的是陶胎) 之上施以仿宋釉料的情況也愈加頻繁。據載，雍正曾親自諭令燒造仿宋釉宮廷用器。而機緣湊巧的是，以此類御瓷而言，正是名滿天下的御窯廠督陶官唐英 (公元1682至1756年) 最苦心孤詣之處。雍正在位末年 (即1735年)，唐英撰著《陶成紀事碑記》，文中臚列官窯御瓷約五十七種，光是單色釉作品便多達約四十種。最耐人尋味者，是唐英在《陶成紀事碑記》中提到，官釉和哥釉均依照發送景德鎮的宮廷古玩仿燒而成，詳見林業強在《五色瓊霞 : 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香港：2005) 頁44發表的專論內文。顯而易見，雍正皇帝不惜將珍稀古玩送赴千里之外，藉此確保仿燒宋釉之作惟妙惟肖，其志之篤，本拍品堪可為此現身說法。